02-批判残障的社会模式

残障的社会模式

1970年代英国残障活动家提出的理论框架——将残障从个体悲剧重新定义为社会压迫，核心区分损伤与残障，是神经多样性运动最关键的理论资源

残障的社会模式

残障的社会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是1970年代英国残障活动家提出的理论框架。它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残障——不再将残障视为个体身体或心智的缺陷，而是将其重新框架为由社会结构、态度和环境障碍所制造的压迫。

起源

UPIAS 与《残障基本原��》

社会模式起源于英国"身体损伤者反隔离联盟"（UPIAS,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UPIAS 由 Paul Hunt 等人于1972年创建——Hunt 自己是轮椅使用者，住在 Le Court 养老院，他针对居住者的隔离待遇发起了抗议运动。

1976年，UPIAS 发表了《残障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首次做出核心概念区分：

在我们看来，是社会在残障（disable）身体有损伤的人。残障是施加于我们损伤之上的某种东西，它不必要地将我们隔离和排斥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之外。因此残障者（disabled people）是这个社会中一个被压迫的群体。

这一表述使残障去自然化——将其揭示为社会关系而非生物学事实。

Mike Oliver 的概念化

Mike Oliver（1945–2019）——自身也是轮椅使用者的英国残障学者——在1983年创造了"残障的社会模式"这一术语，将 UPIAS 的思想引入学术话语。他在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1983) 中首次使用这一短语，后续在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1996) 中进一步展开。

Oliver 原本对社会模式被如此广泛地归功于他本人感到不安——在他看来，这一模式完全来自 UPIAS 活动家群体的集体工作。

核心区分：损伤 vs 残障

社会模式最关键的区分：

概念英文定义示例
损伤impairment身体、感官或心智功能在生物学层面的差异——四肢、器官或机制的部分或完全缺失脊髓损伤、视力下降、神经认知差异
残障disability社会未能对多样性身体/心智给予包容和接纳，从而对损伤者施加的限制和压迫——活动失能或机会被剥夺无斜坡建筑排斥轮椅使用者、神经典型课堂排斥神经殊异学生

用 Oliver 的话说："不是个体的限制造成了残障，而是社会未能提供适当的服务并充分确保个体的需求在社会组织中得到了充分考虑。"

这意味着：

  • 损伤是物理的/生物的——事实陈述
  • ��障是社会的/政治的——权力关系的产物
  • 需要被"修复"的不是个体的身体或心智，而是排斥性的社会安排

强社会模式与弱社会模式

社会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不同强度的解读：

医学模式社会变革个体调整
强社会模式×√ — 唯一路径×
互动主义/弱社会模式×√√
  • 强社会模式：残障完全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消除社会障碍即消除残障。残疾与损伤之间存在清晰界限。这一版本与将神经殊异类比于性取向、种族和性别的论证密切相关（Walker、Oliver）。
  • 互动主义/弱社会模式（关系模型）：残障是个体身心与环境互动的产物。环境调整与个体适应不互斥——在某些情境下可将两者结合使用。

Dwyer (2022) 的调查发现，多数自称赞同"强"社会模式的倡导者在实践中也支持适应性技能教学和共现状况治疗——这意味着运动实际上的立场可能比关键词修辞所暗示的更接近互动主义。

神经多样性方法 ≠ 强社会模式

Dwyer (2022) 的一个重要澄清：将神经多样性方法与强社会模型等同，是一种需要纠正的混同。部分当代观点确实将二者划等号（如 Bölte et al. 2021; Krcek 2013; 英国工党孤独谱系/神经多样性宣言指导小组 2018），但作者如 Bailin (2019)、Ballou (2018)、Dwyer (2019)、Kapp (2013) 以及 Singer 本人都对此提出了质疑。

Singer (2016) 在提出"神经多样性"这一术语时，不仅是反对医学模型，也拒绝社会模式对生物学的否定，主张"需要超越诸如'医学模型 vs. 社会模型'这样的二元对立"。

将神经多样性方法与强社会模型混同的直接危害：

  • 强社会模型拒绝所有旨在改变或教导有障人士技能的干预措施——这一激进立场使家长群体和一些孤独谱系人士担忧运动反对一切治疗和支持
  • 反对者们据此宣称神经多样性方法反对提供支持，或声称孤独谱系不属于残障——但这并非多数神经多样性倡导者的实际立场（den Houting 2019）
  • Jaarsma 和 Welin (2012) 通过故意曲解神经多样性主张——声称神经多样性方法认为孤独谱系"不应被视为残疾，只应作为自然变异"——来论证其不适用于"低功能"群体

Dwyer 等 (2025) 的实证检验

Dwyer 等 (2025) 对 504 名社群成员的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决定性的实证证据：

"强"SM 支持者的实践矛盾：自称为"强"SM 支持者（仅社会建构残障）在实践上显著支持教授适应技能、治愈抑郁和癫痫——与强 SM 的理论立场矛盾。

"强"与"弱"SM 支持者在统计上不可区分：在各种干预态度上，自称"强"SM 和"弱"SM 的支持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 ⩾ 0.17）。这意味着：

"强"社会模型的修辞掩盖了其大多数支持者对具体干预问题的更微妙观点。

三种可能解释：

  1. 尽管归责于社会，但因社会改革的困难而务实接受个体干预
  2. 参与者仅在特定残障/特征上支持强 SM，适应技能/抑郁/癫痫超出了其心目中的 SM 适用范围
  3. （获数据支持最强） 使用"强"SM 语言的人并不一定理解或在意理论区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标并非否认生物和认知差异的重要性

结论："强"SM 修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干扰——不应因此推断大多数 NDM 支持者反对一切个体聚焦的支持和干预。

损伤效应

一些理论家补充了"损伤效应"（impairment effects）概念，以回应社会模式的关键批评：

  • 社会模式在聚焦社会压迫时，倾向于忽视损伤本身带来的直接身体或心理体验——如慢性疼痛、疲劳、感官过载
  • "损伤效应"承认这些体验的真实性，同时坚持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根源
  • 并非所有与损伤相关的痛苦都能通过社会变化消除——但社会变化可以显著减轻叠加在损伤之上的残障压迫

这一概念为关系模型提供了理论桥梁，使其保留社会模式的结构性社会分析，同时尊重残障者的具身体验。

对神经多样性运动的影响

社会模式是神经多样性运动在1990年代汲取的最关键的理论资源之一。它提供了以下关键洞见：

  1. 拒绝个体缺陷框架：正如社会模式将残障重新定位于社会障碍，神经多样性范式将神经殊异者面临的困难重新定位于社会的神经规范性排斥——而非个体神经认知的"缺陷"

  2. 类比基础：社会模式的损伤/残障区分使孤独谱系活动家认识到：感官痛苦和社交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环境偏向神经典型的设计——正如轮椅使用者被楼梯而非脊髓损伤所"残障"

  3. 少数群体框架：社会模式将残障者重新定义为受压迫的社会少数群体——这一观点直接衍生出神经少数概念和少数压力研究

  4. 去病理化的理论根基：社会模式为去病理化提供了核心论证框架——无需否认差异的存在（损伤），但拒绝将这些差异自动等同于有待消灭的病理

Chapman-Fletcher-Watson-2025-神经多样性简论 指出，社会模式"使人们能够在承认身体差异（即损伤）的同时拒绝将这些差异视为个人悲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社会障碍"——这恰好也是神经多样性范式的核心操作。

局限与批评

即使在残障研究内部，社会模式也面临持续的批评和修正：

  • 对损伤的忽视：强社会模式将损伤体验完全归入私人领域，可能忽视慢性疼痛、精力耗竭等损伤效应对残障者生活的实质影响。Dwyer (2022) 以听觉过敏为例——这反映了神经生物学内部差异，但只有在环境迫使个体暴露于令人不适的噪音时才转化为残障
  • 身体损伤中心主义：UPIAS 模式最初由身体损伤活动家发展，对感官损伤、认知差异和精神残障的适用性需要扩展。Dwyer (2022) 指出，一位执行功能困难的个体即使能够使用日程安排应用和获得支持，仍然可能面临时间管理挑战——即使社会包容性改善也不会完全消除
  • 忽视个体调整：过分强调社会变革可能贬低残障者自行选择的应对策略和辅助技术的价值。Dwyer 对此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无意正常化 vs 刻意正常化——因环境改善导致压力减少、自我刺激频率随之降低（无意间发生），可以接受；但将压制自我刺激作为明确目标的干预（刻意正常化）则体现了医学模型逻辑
  • 政治工具化风险：社会模式的区分（损伤 vs 残障）可能被用来将特定残障者判定为"不够政治"——如 Jones & Orchard（2024）揭示的，Singer 正是通过援引社会模式来区分"值得纳入"与"值得排斥"的孤独谱系者

值得注意的是，Oliver 本人始终强调社会模式是一个政治工具而非社会学理论——它旨在指向行动和变革，而非对残障体验提供全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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