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中心主义

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指将某些身体与心智能力设为正常、完整或理想的标准,并据此评价人的价值、安排社会地位与参与机会的一组信念、制度和实践。它既表现为对残障者的贬低与排斥,也体现为社会对“健全的人”应当如何行动、工作、沟通和生活的默认期待。相关研究关注这些标准怎样形成、获得权威,并影响身份、知识和资源分配(Campbell,2008a、2008b;Wolbring,2008)。

从歧视经验到健全性的生产

残障歧视的分析关注人们怎样因实际或被认为具有的残障而遭遇不平等待遇。Campbell(2008b)将研究视线进一步转向健全性(abledness)的生产:社会怎样塑造一种被视为完整、正常、充分具有人格地位的身心形象,并将其他生活方式置于较低位置。由此,“正常人”自身的标准、身份和特权也成为需要解释的对象。

这一研究转向把残障与健全放在相互界定的关系中。例如,以听力为理所当然的交流安排,也在规定谁可以顺利参与;以独立完成任务为合格成员的标志,则使辅助技术与他人支持容易被看成例外。Campbell 在《Refusing Able(ness)》(2008b)中提出这一分析方向,其专著《Contours of Ableism》(2009)进一步以健全性的生产为主题。

Wolbring(2008)提出了更广的能力政治视角:不同社会偏好和奖励不同能力,例如生产力与竞争力,并可能以缺少某种被视为必要的能力为由贬低一些人。他将这一视角用于分析政策和技术发展。两种取向都将注意力引向能力的评价与权力关系;Campbell 更集中于健全/残障关系及主体形成,Wolbring 则扩大到社会中的能力偏好及其后果。

能力标准怎样进入社会安排

健全中心主义通过对理想身心的期待、日常惯例和制度设计共同运作。某种能力成为默认条件后,符合条件者获得的便利容易被视为自身能力的自然结果,需要其他参与方式的人则持续承担说明、协商和适应的工作。Campbell(2008b)的健全性分析与 Catala(2023)对环境特权的讨论,可以从以下相连的环节理解:

环节标准怎样发挥作用对参与的影响
理想形象将独立、可控或符合某种正常身心形象作为合格成员的标志需要支持的人较难被承认为有自主性的主体
制度设计预设一种移动、感知、沟通或完成任务的方式其他参与方式需要额外申请和协商
能力评价将环境提供的便利归于个人,把适配困难归于个人不足支持条件与调整责任容易退出评价
日常互动依据表达方式或残障身份预判理解力与可信度当事者解释经验、参与决定的机会受到影响

例如,讨论中只承认快速口语回应,便可能使需要文字、辅助沟通或更多处理时间的人较难影响决定。分析这一安排,既要考察人们怎样评价能力,也要考察时间、技术、人员及决定程序已经支持了谁。能力判断由此与参与条件联系起来。

健全中心主义与残障歧视

残障歧视(disablism/disableism)与健全中心主义经常交叠,有些文献也交替使用两者。Campbell(2008a、2008b)强调二者不同的分析重点:残障歧视着重于残障者怎样被不平等对待,健全中心主义则追问被优先对待的“健全性”怎样取得默认、理想和普遍的地位。

因此,一项制度即使宣称欢迎残障者,仍可能把参与建立在尽量接近既有正常标准的条件上。对具体排斥的反对,可以进一步连接对这些条件的改变:哪些任务要求确有其用途,哪些要求只是习惯;能否提供不同的完成方式;谁有权决定调整,所需资源由谁承担。两种分析由此分别揭示不平等待遇及维持这种待遇的规范与安排。

内化、身份与主体形成

内化的健全中心主义(internalized ableism)关注社会对残障的贬低怎样进入人的自我理解、身体感受和日常选择。Campbell(2008a)借助批判种族理论,讨论两种相连的过程:与其他残障者保持距离,以及努力符合健全规范。例如,人可能通过强调自己与“那些残障者”不同来争取承认,同时接受了区分人的高低的评价标准。

这种内化在反复的社会互动与制度经验中形成。承认自己需要支持,可能牵涉羞耻、就业安全和他人信任;隐藏差异也可能成为保护自己的方式。分析因此需要联系当事者所处的关系与资源条件,理解自我评价、适应压力和集体身份怎样形成。掩饰与伪装讨论了神经殊异者处理类似压力的具体经验。

Campbell 同时重视残障者通过叙述、文化和共同生活重新理解自身的可能。新的表达方式能够使人们将差异与身体经验赋予不同意义,并形成支持彼此的关系。残障肯定模型与残障正义分别从身份文化和集体行动展开相关讨论。

交叉处境与能力政治

能力标准可以与种族、性别、阶级等关系共同塑造人的位置。Wolbring(2008)讨论了以某些群体被认为缺少理性或认知能力为由限制其权利的论证;Campbell(2008a)则分析种族与残障分类、内化压迫和主体形成之间的联系。这里需要考察具体历史中哪些能力被赋予价值,以及这种评价怎样为劳动分工和权利差别提供理由。

Schalk(2017)所讨论的“能力/残障体系”也关注身心怎样被分类、排序和赋值。这一分析同时追问某些人何以被视为能力不足,另一些人何以被视为理应承担更多劳动,以及这些位置怎样随制度与环境改变。相关理论路径见批判性残障理论,与神经殊异经验的联系见神经多样性与交叉性。

技术发展也会改变哪些能力被视为必要。Wolbring(2008)以增强技术为例,讨论当超出既有身心能力的增强成为理想时,原先被视为足够的表现也可能被重新评价。这一分析将能力标准与技术方向、可及性和资源分配联系起来。

与神经规范性的关系

神经规范性着重分析关于正常、理想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标准,包括目光接触、回应节奏、情绪表达与注意方式等。健全中心主义讨论的范围还涉及移动、感知、身体形象、自主与依赖等方面。两者在把特定心智能力设为衡量人的默认标准时紧密相连。

Catala(2023)以沟通期待说明这种关系:与主流认知方式相匹配的环境,使部分人的参与获得支持,而其他人需要持续适应;表达差异还会影响经验能否被相信和理解。知识不正义由此把沟通标准与知识权威联系起来。将神经规范性政治化,则使标准的形成、资源和调整责任进入公共讨论。

改变规范与参与条件

反健全中心主义的实践,将人的平等地位与参与所需条件一起考虑。Campbell(2008b)关注差异如何获得表达和承认,Schalk(2017)把对能力规范的分析带入教学与日常工作,Catala(2023)则强调调整沟通期待、支持第一人称知识和实际参与。

在学校、工作和公共服务中,这些取向可以落实为多种表达与完成任务的方式、可预期的支持资源,以及当事者参与制定规则和评价目标的机会。对实践的评价也因此涉及:人们是否拥有更多选择,支持需要是否获得回应,以及决定权和适应成本怎样分配。相关参与方法见参与式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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